原文http://www.jonahome.net/files/flzh/content.html 摘自《福临中华》中（八、非基督教运动），作者：梁家麟
非基运动的经过
非基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在主后1922年，第二是自主后1924年始，至1927年为止。
第一阶段：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tudentChristianFederation)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各地分会(即基督徒学生运动，StudentChristian Movement)均派代表参加。
在会议尚未召开前的3月9日，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名，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校址开会；他们又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导，奴役中国人民。这群学生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
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均予协助。3月21日，由为数七十七人的学者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和电文，指出宗教对人类的祸害，中国原为无教之国，但近数十年基督教却来毒害国民，故他们组织同盟以对抗之。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不少著名学者上台发表演说，反教情绪高涨。
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可考的足23个，他们彼此并无太大联系；即使是在5月有「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后，也无什么证据说明它确实领导全国性的非基运动。
非基运动开展后，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但此时期大部分学者均反对宗教，支持非基运动。至于中国基督徒起来回应的便更少，主要只是广州由张亦镜编辑的「真光」杂志，后来并将反教及护教文字合辑成「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
非基运动的主要参与成员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有人认为此运动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所策动的，这个看法并无根据。虽然在某个别地区如广州，支持及推动非基运动的主要是由共产党员陈公博、谭植棠等所办的「群报」，他们不断为文攻击基督教；但是即使在广州，以当时成立不过一年、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尚且推动不了整个地区的运动，何况全国？事实上，在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抱持「共产的社会主义」的人相当普遍，绝不限于共产党员，加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是一件众人皆晓的事实，而非共产党员制造出来的假象。故此即使中共在主后1922年听从共产国际之命、确立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两重任务，也不能说所有采取此两种立场的人皆为共产党员，更不能指凡持此等立场攻击基督教者皆由中共教唆。国民党人支持非基运动的也多着里。
4月是非基连动的高峰期，至5月反教言论已逐渐沉寂下来。7月后，据美国驻华大使史助门(JacobG．Schurman)所言，民众对非基运动已失去兴趣。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于焉告终，甚至不久连广东「群报」也停办了。
紧随着第一阶段非基运动结束而来的，是一场知识界有关科学与玄学、宗教与人生的大辩论，牵涉的学者相当多，讨论气氛非常激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仍不断有攻击基督教的文章出现。
第二阶段：主后1924年，全国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特别是左翼)与共产党不断鼓吹反帝思想，报章刊物大量出现反帝的文章，甚至连一向保守的「东方杂志」也转趋激烈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蕴酿下，非基运动卷土重来。主后1924年8月初，上海一群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他们召开大会，攻击基督教的侵略性质，又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至主后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长沙、广州、苏州、九江、绍兴、太原、宁波、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同样的组织。
此阶段非基运动得到国、共两党大力支持。身为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在8月上海举行的非基督教同盟集会会上，便曾公开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由于国、共两党的主要势力在南方，它们都制定了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因此除上海外，广州的非基运动最为蓬勃，行动也远较他地为激进。国民党的党报「民国日报」附刊「觉悟」，每周刊出「非基督教特刊］，共出了25期。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等喉舌，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基督教展开猛烈的抨击。此外，两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亦纷纷以文字、请愿、通电、集会来参与非基运动，声势极其浩大。
在运动初起时，仍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性的学生运动。但是由于政党已争取并控制了学生组织，很快非基运动的性质便有所转变，成了政党推行它们政策的工具。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它争取青年人的头号对手，便大力的推动非基运动，来打击青年会的工作。早在主后1922年该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便已将非基运动列为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并要求团员尽量争夺运动的领导权。惜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很快无疾而终，未能有所作为。主后1925年该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反对基督教决议案」，重申要帮助非基督教同盟发展至全国各地，并且预备宣布一切基督徒、教会、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
由于有政党的策划和推动，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进行得极有步骤，也更具规模。广州同盟支部在1924年12月22至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是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在主后1925至26年间，各地传教学校爆发了一连串的学潮。学潮产生的原因有三：第一、国、共两党企图操纵学生运动，对传教学校亦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早在主后1922年便通过议案，要在传教学校内促成平等待遇运动。「中国青年」又发表数篇文章，公开鼓动学生发起风潮，来改造学校。此外，一些外围组织更努力渗入学校里面，煽动学生起来反抗校方。在非基督教周时，更组织宣传队强进传教学校，作反帝的宣传。第二、由于反帝思潮泛滥，非基运动对传教教育的责难，对传教学校学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不少怀疑校方办学的企图和诚意，加上经过多次学生运动的洗链后，学生已趋激烈化，遇有任何不平事，动辄以罢课、罢考、退学为要胁。素以校风严谨见称的传教学校，对学生的激烈态度和不敬行为自难容忍，往往以强力压制，冲突乃不可避免。第三、学潮爆发的导火线，通常是校方禁止学生参与反帝的公开集会。学校提出禁止的理由虽然很多，但在中国人看来却只有一个：便是作为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传教士自然不会欢迎学生进行反对他们母国及反对他们的运动。这样，传教学校实施奴化教育，扼杀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的罪状，便昭然若揭了。
传教学校风潮迭起，为数近60宗之多，遍布各地。影响之下，学生乃集体罢课及退学，并在社会人士的匿泛支持下另组新学校(如复旦大学之于震旦大学)；一些差会为避免严重事故，亦索性将学校予以关闭(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曾一度及永久停办)，甚至有学校因此连校产权也遭地方政府没收的(如汕头华英中学)学生人数大幅减少，单以中学为例，主后1922年传教中学学生人数为11，000人，至主后1927年减为5，500人。
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对传教事业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由于政府对运动予以支持，甚至纵容人民骚扰教会，影响至为钜大。主后1926年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因此，传教工作在主后1926至27年间，或停滞或收缩；尤其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都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在华传教士人数亦大减。主后1922年本是来华传教士最多的一年，达8，300人；但至主后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为恶劣，主后1923年有816人，在主后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六成以上。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
收回教育权运动
非基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矛头，是指向传教教育。
在二十年代提出收回传教学校教育权的团体非常多，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观点，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亦有异，大致上，攻击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非宗教教育的倡议：传教学校最初设立的目的在传教及训练本地传道人；及后虽然教育作为本身的目的逐渐受人重视，甚至盖过了传教，以致产生教育与传教事业脱节的情况。但是，传福音这个目标却始终不能被教育所取代，因为这正是传教学校的基督教身份保证所在。即使在主后1910年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盛行下的世界传教大会，与会的中国代表仍通过以教育和传教为传教教育的双重目标。
传教学校对宗教课程十分重视，学生必须修读宗教科目，并取得合格成绩，方能升班。又设有频繁的宗教活动，每天早上有聚会，所有员生均须出席，下午有祈祷会、学生青年会的活动不等。此外，寄宿学校还规定学生在星期天必须上主日学，及参与礼拜。学校希望透过宗教科目和宗教活动，使学生能够在校皈依基督教。
传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在民国成立后逐渐为教育工作者所诟病。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主张的是蔡元培，他在主后1912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已提到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主后1922年，他正式提出宗教对人格的发展有损，故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有宗教仪式，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事业等建议。
同年7月，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在济南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时，亦提出「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的议案。他们认为向心志未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
蔡元培等人认为教育必须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能成为别种企图的工具；又教育的目标是为发展学生的人格和个性，不应特定灌输一套宗教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这其实是一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盛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持此教育立场的人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在非宗教教育。
第二、破坏民族感情的指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二十年代逐渐被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所取代。国家主义者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以保国保种，反抗外人的侵略。在这个教育的标准下，传教教育自然大受他们的攻击，指为奴化青年，破坏国民性的工具了。最早提出这个指控的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他在主后1922年发表「国民教育之危机」一文申明此观点。其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共产党，以至主后1923年后聚合而成的国家主义者如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皆有相同的主张。
他们指出，传教学校一方面灌输崇洋媚外的思想，又限制在校学生的政治活动，使他们成为头脑简单奴隶成性的民族，任由外人宰制；另一方面又向学生施利诱，如为他们介绍升学、就业，以至出洋，使他们甘愿受洋人役使。此等指控往往是难以断其是非的。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传教学校之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已不再是由于课程内容与中国文化不相吻合，而是压根儿因为它是由外国人所开办的学校；传教学校之被指奴化学生，亦不在于学校没有教导学生关怀中国，而是在于校方限制学生参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正如前面所说，二十年代民族主义已被约化为反帝国主义，故传教学校之不让学生反帝，就是彻底地禁止学生爱国了。
第三、施教育主权的坚持：国家主义者既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则施教育便成为国家所应独有的主权。国家对于国民教育应有全盘的规划，并有权去厘定教育的宗旨及方针，创制学制系统及各级教育事业，监察及处决不合法的私立学校。这些主张，矛头都是指向传教教育的。
在传教学校于中国设立之初，中国根本尚未有同类型的西式学校，遑论有国家的教育系统及学制了。因此，不同的差会都是按着其母国的学制来发展在华的教育事业的，它们既未得中国政府承认、也不受其监察。即使是第二十世纪满清政府成立了学部，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系统后，为了避免麻烦之故，在主后1906年学部发给各省的咨文中，还是采放任的政策，毋须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学校立案。至民国成立后，虽然早在主后1912年教育部已规定各级私立学校必须呈报批准，方可设立，但并未强制执行，传教学校也多不遵循。
在华的传教学校，特别是传教大学，反而往往向设立该学校的差会所属的母国注册。例如岭南大学于主后1893年开办前，便先在纽约州注册；及至主后1917年该校正式升格为大学时，再向纽约大学评议会(Regents)提出申请批准颁授学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学校取得国际上被认可的地位，以方便学生将来出洋升学。但问题是，传教学校的校董会在外国、校长是外国人、学制是外国的，连学校也在外国注册，那它不仅是外国人在华开设的学校，从法理上看简直是在华的外国学校了。
立案问题尚不是刺激国人的最大原因；反而是传教中、小学的庞大数量，以及自成系统，才使他们侧目。各差会在华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为了节省资源、及升迁制度配合起见，这些学校纷纷在第十九世纪末走向系统化。系统化最高峰的是在主后1921年，北美国外传教会议顾问研究委员会(CommitteeofReferenceandCounseloftheForeignMissionsConference)经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的邀请，派遣了一个庞大的教育调查团来华，全面检讨在华的传教教育事业。此调查团最后写成一报告书，建议将全国各级的传教学校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而且有一个全国性的学校分布计划，由一个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指挥管理所有传教学校。这个现划极其宏伟，理想也甚远大。但是在一个主权国冢之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教育部以外的全国性教育系统，就未免侵害了该国的教育完整性，干犯了她的教育主权。对于民族主义高涨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人，不啻是一大挑衅，特别是该报告的完成日期是在主后1922年年中！
以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团体要求收回传教学校的教育权的各种原因。事实上，在二十年代，收回教育权、禁止宗教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全面取缔传教学校。国民党在主后1926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也通过了「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收回教育权」的决定。
主后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大学院」，任命反对宗教及宗教教育最力的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于是陆续制订各种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名额须过半数，外国人不得成为董事会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
嗣后，又再加添各项细则，如在主后1929年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之上，通过取缔非中国人设立小学的决议案，小学必须完全由中国人开办和管理。8月，教育部又颁布规定，将校董会的外国人成员减为三分一以下，小学完全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及后，福建省教育厅长首先禁止在初中开设宗教选修科，理由是根据政府的课程编制，初中并无选修课程。此举后为南京教育部认可。换言之，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内，不得设有宗教教育。
种种对传教教育管制的法令和措施，都使传教士认识到，在华开设教育的黄金时期已成过去。虽然大部分有历史及规模的大、中学校均在立案后续办，并且由传教学校(MissionSchool)改组为基督教学校(ChristianSchool)，但是新的发展就非常鲜有了。例如至主后1931年，经教育部核准立案的基督教大学(包括天主教在内)共有十三家：金陵、沪江、燕京、东英、岭南、辅仁、齐鲁、武昌华中、协和医学、金陵女子、福建协和、三江文理、湘雅医学。此数至主后1949年皆有减无增(抗日战争后信义宗欲筹办大学，但未成事实)。小学方面，由于完全不可能设立宗教课程及活动，不少差会乃干脆予以停办，故缩减的数字颇为惊人。传教士认为，与其花钱在这些不能传福音的工作上，不若集中资源，开办中等以上的学校好了。
非基运动的结束
主后1927年，蒋中正展开清党行动，扫除共产党分子及激进派，并大力压制各地的社会运动；共产党人于城市策动武装冲突失败，被迫逃至山区，在工人及学生中间的活动也要转至地下进行。在这样的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形下，原由政党推动的反教运动遂受到遏止；虽然各地仍有零星的反教事件，但在不数年间即全被取缔。前后绵延五载、破坏性极强的非基运动于政治压制下于焉结束。
及后在宋美龄的带引下，蒋中正皈依基督教。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好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再无大规模的反教风波，政教关系良好；并且如基督教青年会等亦得以积极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建设。表面上一切压力都已消除，非基运动已成历史陈迹了。
但是，作为第二十世纪一次庞大的反基督教事件，非基运动的影响却至为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两次的号召，都立即得到国人的热烈支持，参与人数极其众多。就以第一阶段为例，自上海学生于3月9日发出通电后，迅速得到各地的反应；而在4月21日北京召开的大会里，竟有三千多人参加。可见其背后有群众心理的一致趋向。
其次，非基连动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在非基连动前后，有科学与人生、宗教问题等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其中只有少数肯定宗教的价值，而对于基督教予以肯定的，几乎绝无仅有(基督徒除外)。这些人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都不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竟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这种情况，实在不能任意地一笔勾销，必须加以正视。
再者，除了部分时间之外，非基运动大致上不是采用暴力的方法，而是以理性及学术的讨论、笔战或游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的。如此更使它的影响容易传递下去。在三、四十年代不少作家的作品中，反基督教的倾向还是俯拾可见。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责难，在今日看来仍有相当大的有效性和吸引力，教会若不予以正面的回应，就只会让此等攻击继续存留下去，成为我们未清付的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