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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发动，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但事实上，非基督教人士不仅出自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或是主张““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而是广泛分布于众多思想派别。非基督教运动尽管充满了斗争，但对中国而言，通过此项运动，收回了教育主权。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也彻底没落，中国爱国人士收回体育权的主张得以实现.
以上为维基百科中对非基运动的总体介绍，其中所言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是否只是阴谋论，是否全是“人民群众自发的爱国反帝……”
- 20年代初国共合作师俄亲俄，正在苏俄所派鲍罗廷顾问的指导下联合图谋北伐，在所据南方广泛鼓动群众运动。
- 事实上，上文强调部分即为出自陶飞亚的论文《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文中引用了其时的来往苏联密件信函。例如：
1922 年 5 月 20 日, 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长篇报告中说: 共产主义小组/ 搞一些宣传运动,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基督教运动。他明确指出, 英国人的报纸断定/ 整个非基督教运动只不过是一个隐蔽布尔什维克的屏幕, 它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利金还说明/ 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 7 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 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这些计划包括 5 点 内容: ( 1) 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 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 ( 2)制定同盟章程; ( 3) 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 ( 4) 派我们的同志以代表身份参加基督教代表大会, 从内部破坏这次大会; ( 5) 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同盟。 利金在这份文件中强调了/ 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 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
- 作为展览纪念成就展，如出自西北革命历史网站的《大革命失败后西安的“非基运动”》中的记述：
由于近代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1922年和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全国学生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对列强利用基督教和教会教育的爱国运动，即“非基运动”。1925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和全国学生总会决定，在每年12月25日(基督教的圣诞节)所在的一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以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称为“非基运动周”。
1927年夏，继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冯玉祥及其亲信高敬亭在陕西也开始“分共”“清共”。陕西地区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下，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西的学生继续开展革命斗争。西安早慈巷的省立一中、北大街的省立中山中学、书院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校都建有党团地下组织，也有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社”。
10月初，团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陕西CY目前任务决议案》，针对基督将军冯玉祥保护外国教会、放任列强利用基督教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号召全省青年继续“非基运动”，揭露列强控制的教会在政治上的罪恶。陕西省学联第二届代表大会也将反对基督教写入《决议案》。12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23号通告，指出各地党团组织在当年的“非基运动周”中，要共同努力宣传，并将反对基督教同反对冯玉祥背叛革命的事实结合起来。
收回教育权
非基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矛头，指向教会学校。
圣经·创世纪14:21 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在二十年代提出收回传教学校教育权的团体非常多，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和教育观点，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亦有异，大致上，攻击主要来自三方面。详细见梁家麟著《《福临中华》中（八、非基督教运动）
第一、非宗教教育，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主张的是蔡元培，他在1912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已提到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1922年，他正式提出宗教对人格的发展有损，故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有宗教仪式，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事业等建议。
同年7月，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在济南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时，亦提出「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的议案。他们认为向心志未成熟的儿童传教，是一种罪恶。
蔡元培等人认为教育必须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能成为别种企图的工具；又教育的目标是为发展学生的人格和个性，不应特定灌输一套宗教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这其实是一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盛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持此教育立场的人对传教教育攻击的重点在非宗教教育。
世俗化思潮，不知哪来的这么大自信？向儿童传讲圣经公义、爱和救赎之福音是罪恶，而把那一套实用主义、XX主义、XX主义、德先生、赛先生或者自以为的美学、传统、国学、二十五史大酱缸灌输给儿童反而不是罪恶？ 一叹，在一点上，中国总算是早就超英赶美了，几十年后美国公立学校才开始自戗地开始追求‘多元化’，袪福音化。
第二、国家主义者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以保国保种，反抗外人的侵略。在这个教育的标准下，传教教育自然大受他们的攻击，指为奴化青年，破坏国民性的工具了。最早提出这个指控的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他在1922年发表「国民教育之危机」一文申明此观点。其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共产党，以至1923年后聚合而成的国家主义者如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皆有相同的主张。
人成为工具，教育成为批量生产工具的基地。夺取学校，争夺青年，为其所用，多少青年或主动、或被动投入政治的绞杀，一代人倒在刀兵之下。
然而实用功利倾向由来已久，清末入过教会学堂的郁达夫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叙：
中文呢，自己以为总可以对付的了；科学呢，在前面也曾经说过，为大家所不重视的；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顶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门。 “好！就专门去读英文罢！英文一通，万事就好办了！”这一个幼稚可笑的想头，就是使我离开了正规的中学，去走教会学堂那一条捷径的原动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势力的教会学校，有英国圣公会和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的几个系统。而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刚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称大学。头脑简单，只知道祟拜大学这一个名字的我这毛头小子，自然是以进大学为最上的光荣，另外更还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进去之后，我的失望，却比在省立的中学里读死书更加大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九点到十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圣经》，是每年级都有的必修重要课目；礼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礼拜完后，自然又是祷告，又是查经。这一种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校节细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进过教会学校的人，谁都晓得的事实，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说。
这种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过上两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传者，竟从免费读书的候补牧师中间，揭起叛旗来了；原因是为了校长偏护厨子，竟被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纳的不信教的学生。
学校风潮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大抵都是一样的；起始总是全体学生的罢课退校，中间是背盟者的出来复课，结果便是几个强硬者的开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在这一次的风潮里，我也算是强硬者的一个。
……(退学后的心声)
“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
“我们将比比试试，看将来还是你的成绩好，还是我的成绩好？”
“被解放了！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
这一种喜悦，这一种充满着希望的喜悦，比我初次上杭州来考中学时所感到的，还要紧张，还要肯定。
只想得好处，却不要遵规则。不顺我意者皆为‘压迫’，是‘牢狱’。可叹出走后获得了什么成绩？又奔了什么远大前程？豆腐文章、春花秋月、怀才不遇、伤春悲秋、职分官衔、生死别离……。
第三、施教育主权的坚持：国家主义者既认为教育必须为国家服务，则施教育便成为国家所应独有的主权。国家对于国民教育应有全盘的规划，并有权去厘定教育的宗旨及方针，创制学制系统及各级教育事业，监察及处决不合法的私立学校。这些主张，矛头都是指向传教教育的。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大学院」，任命反对宗教及宗教教育最力的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于是陆续制订各种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名额须过半数，外国人不得成为董事会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
嗣后，又再加添各项细则，如在1929年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之上，通过取缔非中国人设立小学的决议案，小学必须完全由中国人开办和管理。8月，教育部又颁布规定，将校董会的外国人成员减为三分一以下，小学完全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及后，福建省教育厅长首先禁止在初中开设宗教选修科，理由是根据政府的课程编制，初中并无选修课程。此举后为南京教育部认可。换言之，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内，不得设有宗教教育。
外国人不能成为校长，外国人的爹、外国人的爷爷又如何，追逐利益地盘，却生生造作许多‘大义名分’。然而乐此不疲，热情澎湃，敌我分明，似乎首富的财富也有他的一份，伟人的权力也容他染批呢。
蔡元培，被后来者奉为模范校长，他的教育理想达到目标了。多年后，当他被其教育系统输出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又多年后被这些青年投入的战争赶到小岛。反噬之祸，可为烈否。
父母将孩子送到蔡元培甚至等而次之者手下受教，最终就是新新人类–无父（天父上帝）无君（万王之王）的孤儿浪子、服膺进化论和丛林法则的高等动物。
如果你致力于培养敌视上帝的英雄，就莫怪英雄将你践踏。因为与天斗、与地斗的英雄连上帝也不怕、也不爱，何况于你。
没有结束
温州拆十字架
中国浙江政府自2014年初开始，强行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甚至夷平整座教堂的运动。强拆导致政府与信众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事件发生，有牧师和执事被定罪判囚等。政府当局的行动被批评不尊重中国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执行方法也十分粗暴野蛮。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1]。
抵制圣诞节
2016年一则新闻：据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封校禁止学生过平安夜。在校园内挂出标语：“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争做华夏优秀儿女，反对媚俗西方洋节”、“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并在平安夜，将全体学生组织到教室，集体观看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片。有网友爆料称，“教室门口有老师把守，谁过圣诞就处分谁。”[2]
所谓儒家力量的抵制，见《儒家不过圣诞节：今日挟洋自重者早晚会自怨自艾起来》:“儒家文明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新一轮全球化的趋势若合符节，必然会不断昌盛，今日挟洋自重者早晚会自怨自艾起来。今天，我们不会再发出类似十博士的看法，我们会从自身做起，也期待于政府和社会，促进中国人节庆生活的去宗教化，让中国人融入敬天法祖崇圣神圣感的世俗化生活顺畅流淌起来。”
“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点，即使西洋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也提出了抵制“美式圣诞节”的问题，呼吁过具有欧洲特色的“圣诞节”。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第四，反思对宗教问题的传统认识误区，从正面意义上理解宗教的价值与功能，承认人的终极性关怀、超越性追求和团体生活、过宗教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内在愿望与合理诉求。因此既需要尊重中国的耶教徒等洋教教徒的宗教信仰，更需要合理挖掘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作用，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 第五，打破“古非今是”和“中劣西优”的文化偏见，改变“以今非古”和“崇洋媚外”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化持以“了解之同情”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回归传统，承续斯文，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人的自尊心和中国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这将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文化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全方位的积极参与。每个有着担当意识的中国人，都应自觉肩负起这一神圣的文化使命。”
“促进中国人节庆生活的去宗教化，让中国人融入敬天法祖崇圣神圣感的世俗化生活顺畅流淌起来”,都快赶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了，可是号称的“敬天法祖崇圣神圣感”与世俗化、去宗教化全是背道而驰。为了词汇高大，吓死凡人，也彻底不讲道理、不要逻辑了。
砸了孔家庙，如今又想再建。一百年转了一圈，照样不长记性。还“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沿袭儒家于皇帝的奴仆作用，耿耿媚态，专业诛心一千年。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
“尤其是需要充分发挥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占据主干地位的儒学的宗教性社会功能，高度重视目前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呼声与努力，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如果再建几所孔子学院，再批准几个课题项目，再开几个专业，博导教授会长好多头衔，冷猪肉可再吃几年。“宗教性社会功能”，谦虚太过实属大才小用，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真的仰慕前贤，理想不是作帝王师么。
20世纪初的曾经上演过孔教闹剧，可见自从丧失科举八股进阶之路，已成无头苍蝇乱窜。见《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起了国教运动;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尽管袁世凯尊孔未必与其帝制活动有内在的联系，但他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孔教会与张勋复辟帝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尊孔思潮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
一切浩大辞藻的堆砌和宏大叙事，要当心，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给出足够多的镜鉴和教训。
